本报记者 熊 建

《 人民日报海外版 》（ 2023年06月13日   第 09 版）

　　  方必勇（左）和杨惠琪在卫生室合影。

      方必勇（左）和杨惠琪通过AI查询资料。

      杨惠琪（右）借助远程问诊帮村民治病。

​       杨惠琪走在巡诊的路上。

　　2022年龙里县全县基层门诊量达246871人次，同比增长56%。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，数字化分级诊疗已覆盖龙里县全县，受益群众达10万余人次。向下，3家县级医院连通15个乡镇级卫生院、83个村卫生室，AI辅助问诊和远程诊断直接连线村医；往上，贵州省人民医院甚至国字头的大医院、大专家通过教学培训，帮助基层医生成长。

　　在刚刚结束的贵州数博会上，腾讯携手中迈医疗与贵阳市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、毕节市三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推动数字化分级诊疗，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，全面助力贵州医疗数智化转型。

　   杨惠琪总是随身带着一个透明的化妆包。

　　包里没有粉底和口红，而是装着体温计、血压仪、听诊器，以及瓶瓶罐罐的常用药。

　　作为贵州省龙里县观音村卫生室的一名村医，20岁出头的杨惠琪每天都把头发扎在脑后，套上白大褂，再提上这个当作“医药箱”的化妆包，拐上梯田和油菜花地里的小路，给村民做“健康监督”。

　　由于工作对象多是上了年纪的村民，不少人耳背，这让她的问诊听起来像在“嘶吼”：“喊你少吃点糖，听到没得！”“喊你到卫生室来体检！”“听不到撒？”

　　如今，新技术的春风吹进了大山。杨惠琪会把村民的病症信息一条条输给AI，再等待着系统蹦出风险判断和操作指示。有了这位AI村医的加入，村民的健康得到了更好的保障。

　　老村医迎来新同事

　　在杨惠琪来到观音村前，这里只有一位村医——55岁的方必勇。他刚当村医的时候，卫生室就设在村里一座老房子里，那里也是他的住所。

　　以前村里的路不好走，方必勇每3个月就要磨破一双解放鞋，有时还要骑马上山。村里没有电视，许多医疗保健的常识，村民们不知道。方必勇除了看病，还要挨家挨户地科普，按时给老人体检，给孩子打疫苗。有时，田间地头都是方必勇的“诊室”。一次，一个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犯了急性肠胃炎，拉肚子疼得起不来。方必勇听说了，赶紧拿上药送了过去。

　　这间卫生室没有下班的点儿。半夜、凌晨、天亮前，方必勇熟悉夜晚每个时间段的敲门声。有一次半夜1点，一个村民找到他，说家里的小孩发高烧，请他快去看看。他们走了15公里山路。天太黑，方必勇滑到沟里，手电筒碎了，脚也划破了，他就用一块布条随便绑了一下。直到给小孩看完病，他才发现，脚上的伤口有七八公分长。

　　这间卫生室和三甲医院一样“全面”。“我们要给村民打预防针、做婚检、筛查慢性病。”方必勇说，“从管小娃娃开始，一直管到死。”几十年来，他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村庄，用大脑和纸笔为每一位村民建档。

　　最近几年，变化多了。卫生室盖了新楼，从里到外都亮堂堂的。村里的农家乐一天能接待上千人次，以前许多村民都去外地打工，现在“都是外地来这打工”。

　　同事也不一样了。2002年出生的杨惠琪比方必勇的女儿还小。同时，诊室里还来了一位沉默寡言却非常“聪明”的电脑医生。

　　村医工作可不清闲

　　一开始，杨惠琪每天都想辞职。

　　她学的专业是农村医学，但是班上的同学没人想到山沟里当村医。她也不想当。但父母跟她说，村医是铁饭碗，稳定、清闲，让她踏实工作。

　　来了之后，杨惠琪才发现这份工作压根和清闲沾不上边。刚来时正值新冠疫情，她每天都要值班、走访，扯着嗓子给村民打电话；要在歪歪扭扭、落差几米的狭窄山路上骑车；还要在静得只听见昆虫声、狗叫声的夜晚独自回家。山里冷，她试过很多款靴子和保暖袜子，但“不管怎么穿脚都是僵的”。

　　面对村民，两代村医的工作方式不一样。有的村民不愿意配合，方必勇就跟他们聊家常，温和地解释。而杨惠琪更喜欢直接、高效的沟通。她喜欢“朝九晚五”式的工作，总是在工作时间上门，可村民往往都在四处忙活。

　　那会儿，杨惠琪觉得只有大医院的医生才有机会救死扶伤，自己做的事很小：就是给老人量个血糖、血压，然后在小本子上记。如果老人血压高，就在老人名字后面写个“高”，如果血糖高，就写个“糖”。

　　她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，“早做完早休息”。杨惠琪喜欢美食，休息日的时候看到想吃的火锅，第二天就跟朋友约着一起去了重庆。

　　“新同事”有两把刷子

　　远程问诊的机器跟杨惠琪几乎同时“入职”观音村卫生室——主体是一块大大的屏幕，上面顶着一个摄像头，里头装着相关软件。如果村医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可以通过这位“医生”连线到镇医院、县医院的专家，请对方远程问诊。

　　学会跟这位“新同事”合作，是方必勇的一个难题。他常常找不到跟专家视频连线的入口，或者不会传输文件，为此，他不得不向比自己小35岁的杨惠琪请教。慢慢熟悉操作之后他意识到，这座大山一般坚固、闭塞的村庄，并没有被隔绝到数字化之外。

　　方必勇说，农村老人得慢性病的多，比如肺气肿，由于容易引起心衰，难以准确判断患者的用药剂量以及是否需要住院。以往的纸质病历也很难完整呈现患者的过往病史。有了AI辅诊和专家的远程帮助，“能精细一点”。

　　不久前，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疼得走不了路。方必勇现场视频连线了县医院的专家医生，人家建议老人去县医院做系统检查，最后的诊断结果是肝癌。所幸发现及时，老人已经住院接受治疗。“多亏了这些新方法，放在以前，恐怕就耽误了。”方必勇说。

　　杨惠琪也在经历着改变。

　　一开始，杨惠琪走访的时候，村民向她咨询病情，她只能给出简单的答复。但她发现装了AI辅助问诊的手机总能给出更专业详细的回答。

　　AI就像一位经验老到的主治医生，会仔细追问患者的症状、用药和病史，“就像聊微信一样”。待杨惠琪回答了“请问是否咳粉红色泡沫痰”“是否对以下物质过敏”等问题后，手机上会实时形成一份标准化的预问诊报告，并自动上传给镇上、县里的专家，对患者进行远程问诊。

　　杨惠琪倚重的AI辅助问诊系统，是由腾讯健康开发的，能鉴别诊断超过3000种疾病。而AI背后的医学图谱，涵盖了近100万医学术语节点以及近400万条医学关系链。

　　村医工作除了看病和巡诊，还有学习。打开腾讯会议，方必勇和杨惠琪跟县里其他村医一样，都是班里的学生，听县里、省里“大医生”的课。有人问方必勇，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什么，他回答：“我也需要充电。”

　　杨惠琪觉得，有了AI辅助问诊、远程问诊、网课培训这“新三件”，每次走访就“更有底气了”。

　　守护村民健康底线

　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，杨惠琪有点像方必勇了。

　　她开始在各式各样的桌子边测血压、量血糖。麻将桌、火锅桌、茶桌，还有通着烟囱的炉子桌，都是她的诊室。

　　坐在老人身旁写健康记录时，她就像他们正在写作业的孙女。帮下班后的村民检查完，如果刚好到了饭点，她要是不留下吃饭，村民就会假装生气，说“不吃饭下次就不让你量了”。一年下来，她吃百家饭胖了10斤。

　　许多村民都把杨惠琪当孙女看，爱拉着她聊天，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。这个曾经说不知道温柔为何物的姑娘，开始习惯结束走访后“边走边玩”，看到满山的油菜花、错落的梯田、翘起来的屋檐，都觉得美。杨惠琪会一张张拍下来，发给朋友“炫耀”。

　　这个原本只把村医当成一份工作的年轻人，开始做起更多的事。碰到独居老人，她会帮忙做饭；有人不方便拿药，她就帮忙买上，再送到家里；还有残疾的村民大小便不能自理，她会顺手帮对方把脏裤子洗了。

　　“我是医生，嫌什么脏？”杨惠琪说，“如果病人身上有癣，医生摸一下也不会觉得脏啊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两位相差35岁的村医共同守护着观音村近3000居民健康的底线。

　　有时候，杨惠琪还是会纠结要不要继续留在村里，跟朋友聊天偶尔也会说着“不想干了”，但总是说着说着就又干了起来。大嗓门依然飘荡在山里的这边和那边。

　　（本文配图皆为吴新婷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