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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偷羊,儿子告发,法理大于人情还是人情大于法理?
作者:广州在线 来源:广州在线 更新日期:2021/7/13 阅读次数:
  《论语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

  有个叫叶公的人,他告诉孔子,他们乡党中有个能行直道的人,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,他出来指证自己的父亲。

  孔子听后说,在自己的乡党中,直道不是这样的,父亲替儿子隐瞒,儿子替父亲隐瞒,直道便在其中了。

  在叶公那里,偷羊是不对的,那出来指证便是正义的,而且指证的还是自己的父亲,对于至亲也能不偏私,那就更难得了,所以他称这个人是能行直道的人,言语间有称赞的意思。

  孔子却认为,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”,其中便有直道。

  互相隐瞒,孔子这是在主张徇情枉法?互相隐瞒怎么就是直道呢?

  这个案例是法理和人情的冲突问题。叶公是从法的公平性说直。孔子是从人心人情说“直”。一个人对父母、兄弟的感情,是人最为切近的一种感情,儒家讲的仁爱,就从这里开始。以子证父,是为悖理。孔子是在保护私领域,还怕公权力破坏亲情,不愿看到父子相互告发、互相残杀的现象,因而宁可认同维系亲情,就是维系正常伦理关系的秩序化社会。 



  父亲偷羊,儿子告发,法理大于人情还是人情大于法理?

  在《孟子》中也有相似的话题。孟子的学生桃应问,舜是天子,皋陶是法官,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人,怎么办呢?孟子说,自然是抓起来。桃应又问,舜不会制止吗?孟子说,舜怎么能制止呢?舜授命皋陶让他执法。桃应又问,那舜怎么办呢?孟子给想了个巧妙的办法,他说,在舜看来,放弃天下如同扔掉破草鞋一样,他可能偷偷背着自己的父亲逃跑,在海滨居住,高高兴兴享受天伦之乐,忘却掌握天下权力。

  皋陶是法官,职责当然是维护法的公平性,所以即便是天子之父,也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而舜既是天子,又是人子,该如何自处呢?孟子的主意是让舜从公权力的职分上离开,与父亲一起享受天伦之乐。这是代父受罪,自我流放。这和孔子讲的人心之“直”是一致的。孟子所构设的,是将对象推到极端的情势下,让人去考量,人性最本源的东西在哪里?孟子的答案是:亲子之情。

  真实的案例在历史上也出现过。春秋时期,楚昭王的国相石奢,一次出行属县,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,他追捕凶犯,竟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放走父亲,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。他派人告诉昭王说,杀人凶犯,是他的父亲。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,这是不孝;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,又是不忠;因此我该当死罪。昭王说,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,不该论罪伏法,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。石奢说,不偏袒自己父亲,不是孝子;不遵守王法,不是忠臣。您赦免我的罪责,是主上的恩惠;服刑而死,则是为臣的职责。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,刎颈而死。

  儒家“亲亲相隐”的思想后来成为历代制定法律的法理依据。秦律有一条:“自告父母,臣妾告主,非公室,勿听。而行告,告者罪。”子女告发父母,臣妾告发主人,公家不予受理,而且会判处行告者有罪。

  汉宣帝地节四年诏:“父子之亲,夫妇之道,天性也。虽有祸乱,犹蒙死而存之,诚爱结于心,仁厚之至也。自今子首匿父母,妻匿夫,孙匿大父母,皆勿坐。”子女隐藏犯法的父母,妻子隐藏犯法的丈夫,孙子隐藏犯法的祖父母,都不会被判刑。这份诏书在道德和法理上肯定了容隐制。此后为历代所遵循。元代,甚至连谋反都要容隐。亲亲相隐和容隐制体现的维护家庭稳定以及人文关怀,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亮点。

  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,批判传统文化、封建法律,废止了延续到民国的容隐条文,造成极不好的后果。文革期间,父子相残、夫妻互相揭发、兄弟反目,学生侮辱师长,亲情被阶级斗争替代,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、师生、朋友情谊遭到破坏,整个社会伦理陷入危机,人人自危,惨不忍睹。

  如今,经过郭齐勇先生等一批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,“亲亲相隐”的原则又重新写进了法律,这是现代法律的进步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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